時間過得很快，轉眼間馬鈴薯頭的三週台灣交換學生之旅已經結束。原本想要更頻繁的即時更新在學校的點點滴滴，沒想到自己在台灣的時間又是被切割得徹底，抽時間工作之餘，中午要去學校帶無法接受營養午餐的馬鈴薯頭吃飯再送回去，還有自己的健身課、瑜珈、整骨按摩、更新居留證和看中醫，晚上陪寫作業，接送馬鈴薯頭和馬鈴薯頭爸的網球課，最終只能匆匆地記下想寫的主題，回瑞士再慢慢完成。 這篇文章想談論馬鈴薯頭在台灣對於自我認同和文化融入的轉變。或許是念了三年級，班上同學的喜好變得很明顯而且有感染力。第二天參加運動會時，馬鈴薯頭第一次接觸到Energy的星期五晚上和十六蹲，後來在課堂上學到我小時候放學的口號「老師再見，小朋友再見，大家明天見」。 上學的第二週起他問我卡皮巴拉是什麼，跟他一起找以後才發現這是近幾年從網路上紅起來的水豚君，長得像是豬和老鼠的合體，各大書局的各種文具用品都可以找到牠的蹤跡。馬鈴薯頭在去鹿港的校外教學時，入手了第一個卡皮巴拉扭蛋，扭到粉紅色的還跟女同學交換了較大的卡皮，接著在台灣又陸續入手了兩個。最後在大書局把一個體積不小的卡皮巴拉絨毛娃娃納入麾下，從此就變成他指定的陪睡玩偶。在瑞士時的馬鈴薯頭只對帥氣和男性化的東西有興趣，像是搖滾明星、足球明星等，對可愛的東西幾乎無感。自從開始交換學生後，竟然開始對著卡皮巴拉喊著好可愛，然後對祂的絨毛娃娃又親又抱，讓我驚訝同儕的影響力真大。 在海外出生長大的小孩，自我身分的認同也是一大挑戰，看到不少孩子都覺得台灣是媽媽或爸爸的故鄉，自己還是認同生長念書的那個國家。有鑑於此，馬鈴薯頭兩歲時我就洗腦他，他是一半瑞士人，一半台灣人。他照著說了兩年多後，上幼稚園時突然跟我說，他是瑞士人，不是台灣人，讓我玻璃心碎了滿地。不過身分認同是自己跟自己的事情，父母也無法強制他，我也就接受了。這一年半來我們去了台灣五次，有了家族中兩位長輩的關愛，並參加了台灣的營隊和課外繪畫班，再加上兩次交換學生的加持，終於讓他能在九歲時自然地說，「我是台灣人也是瑞士人。」或許因為身處台灣，他還把台灣人的順序放在瑞士人前面。 最可怕的台灣化要屬在交換學生的最後一天，馬鈴薯頭問我知不知道「紅蜻蜓」這首歌。我急忙說，等等，你是說小虎隊，有三個男生的那首紅蜻蜓嗎？原來是一位同學要在全班面前演唱這首歌，老師讓大家一起看了這首歌的MV，他說裡面有一幕是其中一個男生跑掉...